傳聞法則與被告的反對詰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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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
二月六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係為保障
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採納英美之傳聞法則，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及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其本
質雖屬傳聞證據，依傳聞法則，原均無證據能力，立法者以「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在法官面前所為陳述」，係在任意陳述之信
用性已受確定保障之情況下所為，而例外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在法官面前所為陳述」賦予證據能力，另以刑事訴訟法規定
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有訊問被告、證人、
鑑定人之權，且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
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
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為由，而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
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例外設定其具備非顯不可信之要件時，得
為證據；
且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又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
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
人權及第十六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不容任意剝奪。故上開所
稱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及於偵查
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實質上應解釋為係指已經被告或其辯護
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而言，如法官於審判外或檢察官於偵查中訊
問被告以外之人之程序，未予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
機會，除非該陳述人因死亡、或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
、或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無正
當理由拒絕陳述外，均應傳喚該陳述人到庭使被告或其辯護人有
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否則該審判外向法官所為陳述及偵查中
向檢察官所為陳述，均不容許作為證據，以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
權，並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十六條之規定意旨； 至於被告以
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是否具備非顯不可信之要件而
具有證據能力，法院應就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及在檢察官面
前所為陳述之外部附隨之環境或條件，比較判斷之，然後於判決
理由內明確記載其採用在檢察官面前所為陳述之心證理由，方為
適法。 另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係指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中，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
問，而其陳述與先前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不符時而言；故法院應依審判中及審判外各陳述外
部附隨之環境或條件，比較前後之陳述，並於判決理由內詳述其
採用先前不一致之陳述的心證理由，始為適法。 又被告以外之人
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
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
必要者，固得為證據。惟其先前之陳述，須經證明具有較可信之
特別情況，始符合上開規定，不得單憑警詢距案發時間較近，或
以證人事後有承受外界干擾而受污染之虞，即逕謂於警詢之陳述
較為可採。
否則，將造成因警詢之時間順序通常在先，該審判外
陳述之證據價值，反優於審判中經具結、詰問等程序所為陳述之
不當結果。
本件原判決採取黃進忠在警詢之陳述作為認定上訴人
之犯罪證據，而捨棄黃進忠在原審立於證人地位所為陳述，就採
用其在警詢之陳述部分，雖於理由內載稱：「本院審酌證人黃進
忠剛被查獲時，外力干擾之影響較少，且較少考量利害得失，參
以記憶較清楚，……，其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客觀上應具有較
可信之特別情況，且亦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上揭規定
，其於警詢中之證言自有證據能力」 惟查原判決以詢問時間較
先，認定證言較為可信，逕行排除證人黃進忠於審判中依法定程
序具結後所為之陳述，此部分之論敍有違背證據法則之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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