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證有疑，利於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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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易字第 515 號刑事判決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著有判決先例。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可參。其以情況證據（即間接證據）斷罪時，尤須基於該證據在直接關係上所可證明之他項情況事實，本乎推理作用足以確證被告有罪，方為合法，不得徒憑主觀上之推想，將一般經驗有利被告之其他合理情況逕予排除，此觀諸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67號判決先例意旨亦甚彰明。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著有判決先例可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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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能證明被告對於執行職務之警員曾相潤、杜威德有強暴脅迫行為，而與妨害公務罪之要件不符，本院審酌檢察官所提之證據及本件卷內現存事證，認並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前揭妨害公務犯行之程度，即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依前開規定與判決意旨等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認本件被告被訴妨害公務罪之犯行尚屬無法證明。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罪行，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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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上易 1114


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亦同此見解。此項證據法則於非告訴乃論之罪之被害人，以及自訴案件之自訴人陳述時，亦應有其適用餘地。再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曾強調此一原則，足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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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4663 號刑事判決

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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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45號


綜上所述，被告吳明仲以上開穢語謾罵告訴人蘇聰益之行為，與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有間，難認係已有貶低告訴人蘇聰益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公訴意旨執以證明被告吳明仲涉犯公然侮辱罪嫌之前開證據，尚無法就被告吳明仲被訴公然侮辱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屬不能證明被告吳明仲涉犯公然侮辱之犯罪，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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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 ... 210722%2c1&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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